大批农夫推着车辆扛着麻包，在路上蜿蜒而行，如同一条长龙，间或有军人混杂其中。更多的军人则手持武器站立在道路两侧担任警戒任务，只看队伍的规模以及搬运者头上的汗水就能估计出来，所运输物资的数量不在少数。

　　代王府在大同传承近两百年的积累，除了府邸中的金银财宝之外，便是山西境内海量田地。这些田地上出产的粮食，便是左右山西粮价的一枚重要砝码。九边的粮食问题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税收问题，更大的问题在于渠道和商品流通。首先，明朝廷不愿意承担把粮食从内地运送到边塞的成本，就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商贾，从开中法开始，就是让商人承担这部分开销。

　　世界上没人从事赔本生意，如果再加上可能赔命，就更是无人问津。因此开中法的废除，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省人的问题。在那之后，九边的粮食供应，就是由商贾和地方大士绅控制。这些人虽然有推高粮价恶意炒作粮食的问题，但是也必须看到，如果不给他们这些利益，那就没人去做这门生意，九边的粮食供应一早就会崩溃，整个九边防线也就不复存在。

　　只是明朝廷在这一问题里的无作为，才是导致这一系列问题逐渐恶化的最重要因素。朝廷既不想承担运输成本，又不能放弃九边防线，就只能采取扬汤止沸的方式，给九边发放大量白银，随后粮商继续涨价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　　积重难返，到了万历时期即便是张居正这种人杰，也只能想办法多弄一些银子往边地输送，试图让边军活得好一些，又不至于好到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受朝廷钳制，就是所能做到的极致。

　　之前范进想过的解决方法，就是在渠道上解决问题，打破旧有垄断地位，只不过山西的阻力比他想的为大，这个计划进展的并不顺利。

　　这些大士绅能够形成垄断地位，倒也并非全靠侥幸，首先他们自己手里确实要有粮，才能保证局面不崩。在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也会低价卖出一些粮食，保证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安全。又或者向自己的心腹部队提供粮草，确保有武装站在自己一边，这些都是需要粮食做保障。九边粮荒很大因素都是炒出来，而不是真的荒到那种地步。乃至在另一个时空中，所谓明末的粮食危机，也不是指总量危机，而是指分配危机，土地也是那么回事。

　　眼下这些粮食，就是撬动宣大粮价的一枚重要砝码。它们的数量惊人，足有近十万石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掌握在范进手里，而不是粮商或是地方衙门手里。

　　“王府的田地遍布山西，所产出的粮食大多要运往大同，毕竟这里靠近边塞，最好卖上价钱。朱家人不可能亲自去负责这些事，所有的工作，都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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