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分工细化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。而官员的文武之分，在社会早期是不明显的，上马为将，下马治国是常态。

　　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际，文臣武将有了较为明显的区别，蔺相如与廉颇的将相和，汉初三杰的一文一武一谋士等等，文官做文官的事，武将带武将的兵。

　　然而这一时期，朝堂上文武之分还没有彻底形成，也没有产生一种明显的对立。大将军何进统领天下兵马，却又能参与到政事之中，这在后世朝代是很少见的现象。

　　然而随着时代发展，文臣武将之间的区分会越来越明显，全才会越来越少，专精一方的人才，在另一方面必然会有所欠缺。文武之间的对立，也将取代如今这种集团的对立，成为封建朝堂争斗的一种主流。

　　而自宋以后，文官彻底压倒武将的情况占据了大多数，甚至在大明朝，当兵是一件耻辱的事情，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

　　这种政局模式虽然对国家的稳定有着极其积极地意义，但却并不利于国家军事实力的提升。汉唐重军功，宋明看科举，虽然说的笼统，但两大时期政坛的区别却也正是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。

　　虽然不喜宋明重文抑武的极端，但文武之间彻底的平衡也是很难实现的。大军之要首在粮草，而既然粮草受制于文官，武将在文官面前就很难挺起腰板说话。

　　再加上武将的不稳定性因素太多，皇帝大多数时候也是偏向于倚重文官，毕竟承平之世多，危亡之时少，若是让武将在朝堂上坐大了，并不利于社会稳定。

　　结合后世的经验，李澈对此也只是提出了一个设想，设立军机堂，与政事堂平级，互不统属。设四镇四征将军，再加一位大将军组成军机堂成员，地位与宰相平齐。

　　皇帝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是军队最高统帅；军机堂日常事务则由大将军来负责。

　　天下兵马遥归四镇将军统属，战时再临时任命四征将军领军出征，如初唐府兵制一般，但此时李澈还在犹豫，究竟是否要把屯田制转为均田制，进而彻底实行府兵。

　　府兵制最大的作用在于形成兵不识将，将不知兵的情况，防止形成军头势力，也能减少朝廷的负担。这事实上与此时汉朝的军制是有冲突的，汉军以募兵为主力，京师禁军作为天子亲军，便如周王朝的天子六率一般。而地方上招募的郡卒，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某位将校的私人部曲。更别说汉王朝官制是允许将军以及别部司马等军官自行招募从属。

　　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乱世，将校带着私人部曲行军打仗，战后缴获除了上交一部分给自家主君外，其余尽数归他，是分给士卒，还是招募兵马，还是自己享受，都随将校之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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